近年来,不起诉决定书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说理性仍有待进一步增强。从文书说理的基础与我国司法实践的相互关系看,不起诉决定书书面说理改革应厘清三个问题。

　　首先是说理的模式保障。法律是由一套专门的术语构筑起来的专业空间,当需要说理时,法律适用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求助专业法律概念,指望从被公式化的命题中演绎出合理的结论。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适用法律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社会现实等因素,即并非所有需要说理的内容均能通过法律概念的演绎推导出来。因此,成文法国家根据说理内容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对事实认定中证据的审查判断发展出了“自由心证”理论,将问题归结为法律适用者的良心和理性;对法律适用中需要解释的法律问题,交于司法解决工作完成,从而只需在文书中直接援引司法解释。英美法系国家则习惯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的是经验而不是抽象概念,文书中需要以经济、政治等法律以外的其他知识证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从而把论证责任赋予了作出具体结论的法律适用者。可见,文书是否说理以及说理的内容、方式等受一国的法律传统影响,我国不起书决定书说理应首先确定是经验式的还是逻辑式的。

　　其次是说理的工具保障。就法律适用而言,需要检察机关在必要的时候运用解释方法,它能够帮助解释者寻找“法律规范的涵义”。在我国,解释方法是一门专门化的技术,在解释方法的分类、各种解释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及其运用,甚至在选择解释方法的先后上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这些为不起诉决定书中有关法律适用说理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在法律的判断中经常包含价值判断,即当依据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时,方法本身无助于结论的最终判断和选择,需要方法背后的价值判断。可见,解释方法这一分析工具在我国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同样重视解释方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将目光转向解释材料似乎为此提供了思路。一般而言,解释材料包括制定法文本、立法准备材料、法律修改说明、国家政策方针等。

　　在我国,制定法文本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材料,除了运用历史解释方法偶尔会采用解释材料作为解释结论的论据外,实践中仅把它们作为背景材料。但在大陆法系国家里,解释材料不仅仅作为背景材料存在,往往还是解释方法选择的价值判断依据以及多个解释结论共存时的选择依据。

　　第三是说理的程序保障。法律是一门复杂的艺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以社会公众作为不起诉决定书的预期受众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法律的专业属性,需要配以必要时的释法说理程序和不服说理的救济程序,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同时,基于诉讼效率的需要,说理应以必要性为前提,排除双方无争议之内容。这就要求根据不同案件建立相适应的分流程序及说理内容的识别规则,才能准确地确定需要说理的案件以及某一具体文书中需要说理的内容范围。

　　综上所述,不起诉决定书说理的改革不仅要解决文书本身制作及格式规范问题,至少还涉及模式、工具、程序三个方面的内容。模式为说理提供了合理化根据,工具为说理提供了可能,程序则使说理与一国的诉讼制度紧密结合,使说理从可能走向了现实。